董每戡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史专家、戏剧理论家和剧作家。他学贯中西，国学的功底尤深，是继王国维之后，抓住戏剧艺术的行动性、表演性特质，独辟蹊径地研究中国古今戏剧而成就卓著的学者之一。他多才多艺，著作颇丰，特别是其中的剧史和剧论，对我国戏剧界和古典戏曲研究界，影响颇为深远。可惜，他的著作都是解放前后由不同出版单位分散出版的，并且早已断销，这给研究者们造成诸多不便。值得庆幸的是：中山大学黄天骥教授和温州市文化局的陈寿楠同志合编了《董每戡文集》上、中、下卷，最近交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。这文集三卷，已尽量收全了董每戡的遗著精品，包括他的戏剧欣赏与创作理论、中西戏剧史专著、《〈三国演义〉试论》、未刊稿《海沫集》、文艺散评、剧本和诗词作品等，甚至连他与聂耳、洗星海、贺绿汀、张曙等音乐名家合作的爱国歌曲也收录无遗。这对后学继承董先生的学术遗产，推动学术研究特别是关于剧论和剧史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，无疑是意义重大的。
董先生有一种不寻常的贡献，那就是他由于观剧、编剧、导演的实践心得丰富，研读中西剧史典籍的功夫用得到家，是一位真正懂得戏中三昧的剧人，所以，他做起学问来，敢于挑战学术权威，在许多领域中纠正了学界的诸多误解，直陈了自己的诸多孤诣。王国维是中国古典戏曲史研究的奠基者，董先生很钦佩王国维，但他不同意王氏研究戏曲的一些主要观点和方法。他在《中国戏剧简史》中指出：“过去一班谈中国戏剧史的人，几乎把戏曲史和词曲史缠在一起了。他们所重视的是曲词，即贤明如王氏，也间或不免，所以他独着重元剧。我以为谈剧史的人，似乎不应该这样偏。元代剧史在文学上说，确是空前绝后，无可讳言。但在演剧上说，未必为元人所独擅，总不能抹煞前乎元或后乎元各期的成就。”他又说：“戏剧本身就具有两重性，它既具有文学性（Dramatic），更具有演剧性（Theatrical），不能独夸这一面而抹煞那一面的。万一不可能不舍弃一方时，在剧史家，与其重视其文学性，不如重视其演剧性。这是戏剧家的本分，也就是剧史家与词曲家不相同的一点。”这话可说是董先生全部剧史、剧论著作的中心观点。他从这个中心观点出发，去深入探究原始人的劳动歌吟、先秦的巫舞和倡优讽谏、汉魏六朝的百戏和滑稽表演、唐代的参军戏、宋代的南戏、元代的杂剧、明代的传奇、清代的花部诸腔和李渔的曲论遗产等。即使在落难受压抑的时期，他也坚持追求真理，敢于直陈学术上的不同见解，《五大名剧论》就不乏这样的例子。有人认为高则诚的《琵琶记》是宣传“忠孝节义”的封建伦理道德的，从而贬低它的思想和艺术价值；董先生则从蔡邕重婚的被迫性去肯定它思想上的进步意义，更从结构的完整性、布局的缜密性、故事的曲折性、语言的生动性、动作的可演出性等方面去肯定它的超凡的艺术价值。有人仅以曲词考证为依据，提出《西厢记》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而属后人拙续的“蛇尾”；董先生则以主题和人物性格统一，结构布局严密，前有埋伏后有照应，剧情自始至终贯穿一对主要矛盾、一条主要线索等重要事实，证明该剧的第五本实是王氏原作，并非他人所补。再如，有人附会元曲的“四折一本”体制是由于受西洋戏剧“开端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局”的四步结构法则影响而形成的，董先生则考究了上至《诗经》《楚辞》，下至宋金杂剧院本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现象，断定“四折一本”体制绝非“舶来品”，从而批驳了崇洋媚外的剧史观，张扬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。
（《董每戡文集》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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